第51问：什么是彝海结盟，它的历史背景与重大意义
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，向北挺进，必须经过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区。当地彝族长期遭受国民党官府、地方军阀的压迫剥削，民族隔阂很深，历史上汉人军队进入彝区常常引发激烈冲突。国民党正是利用这一矛盾，企图挑拨彝族群众阻拦红军，把红军困死在彝山之中。红军先遣队由刘伯承率领，进入彝区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明令部队不准随意开枪、不准骚扰彝族群众，尊重彝族的风俗习惯。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，见到红军和以往欺压他们的旧军队完全不一样，愿意和红军修好。1935年5月22日，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上按照彝族传统仪式歃血结盟，结为兄弟。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“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”的红旗，支持彝族群众反抗军阀压迫。彝海结盟之后，小叶丹安排向导带领红军顺利通过百里彝区，为红军抢渡大渡河争取到宝贵时间。彝海结盟是党早期民族统战工作的典范，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民族隔阂，证明红军不是压迫少数民族的军队，而是各民族人民的军队。这次结盟，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民族冲突，保障了红军进军路线畅通。小叶丹此后坚持斗争，后来不幸被敌人杀害，但是彝海结盟的故事长久流传。它确立了红军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准则，为后来长征经过藏区、回民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第52问：强渡大渡河的作战经过，为什么选择安顺场渡口

大渡河是长江支流，水流湍急，河床落差大，两岸峭壁林立，自古就是天险。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数万大军被困于此、全军覆没，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“第二个石达开”。红军通过彝区之后，迅速向大渡河推进，选定安顺场作为强渡地点。安顺场是河谷隘口，这里河道相对窄一些，有老渡口，当地留存有渡船，但是守军已经提前收缴船只，严加布防。1935年5月24日，红一师第一团连夜奔袭，奇袭安顺场，击溃守敌，找到一条藏在河湾里的小木船。第二天，挑选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，在火力掩护之下，乘船冲向对岸。岸上红军轻重机枪、迫击炮持续压制敌军碉堡火力，17勇士冒着枪林弹雨登岸，奋勇冲杀，夺取对岸工事，牢牢控制渡口。后续部队分批渡河，巩固滩头阵地。不过安顺场渡口船只太少，只有寥寥几条船，数万红军依靠小船摆渡，速度极慢，敌军援军正在快速逼近，长时间在这里渡河十分危险。中央军委当即决定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在安顺场继续渡河，另一路沿大渡河东岸北上，奔袭泸定桥。强渡大渡河的胜利，打破了蒋介石复刻石达开悲剧的图谋。17勇士强渡大渡河，成为长征中脍炙人口的英雄战例，体现红军不畏天险、敢于攻坚的战斗精神。

第53问：飞夺泸定桥的战前部署、战斗过程与战术价值

1935年5月27日，红四团接到命令，从安顺场出发，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急行军。原定3天走完160里路程，军情紧急，敌军增援部队正在赶往泸定桥，军委把时限压缩到24小时。红四团官兵昼夜奔袭，冒雨翻山，一边行军一边击溃沿途阻击的敌军，最终按时抵达泸定桥西岸。泸定桥是铁索桥，桥面木板已经被敌人拆掉，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锁链，桥东桥头有敌军碉堡，火力封锁桥面。5月29日下午，红四团挑选22名突击队员，冒着密集炮火，攀着铁索向前冲锋。后续战士一边铺木板一边跟进，突击队冲到桥头之后，和敌人展开肉搏，一举夺取桥东阵地，占领泸定桥。东岸赶来的红军部队同时配合夹击，守敌迅速溃败。飞夺泸定桥成功之后，红军主力迅速从泸定桥跨过天险大渡河，彻底摆脱被敌军合围在大渡河谷的危机。飞夺泸定桥是一场极限条件下的攻坚战斗，考验部队的急行军能力、勇气和协同战术。它和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相互配合，双线作战，彻底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的计划。此战之后，红军跳出大渡河峡谷，向着川西北方向前进，为翻越夹金山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开辟道路。

第54问：红军为什么要翻越夹金山，翻越夹金山的艰难处境

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，海拔4000多米，终年积雪，空气稀薄，气候变幻无常。红军夺取泸定桥之后，继续向北，前面是川西高原，想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师，必须翻越夹金山。当时没有其他绕行通道，南面、东面都有川军重兵堵截，只能选择这条雪山通道。夹金山的环境对红军极其残酷：山脚还是初夏草木繁茂，山腰气温骤降，山顶风雪冰雹说来就来，没有道路，只有踩出来的羊肠雪路。战士大多是南方人，从来没有见过雪山，缺少棉衣、羊皮、防寒装备，很多人还穿着单衣、草鞋。高山缺氧让人头晕乏力，走快了就会胸闷窒息，一旦停下很容易失温倒下。粮食供应紧张，很多战士只有少量炒青稞、土豆，没有高热量食物补充体力。山上没有避风场所，暴风雪袭来时无处躲避。红军定下翻越雪山的纪律：尽量结伴行走，不要单独停留，互相搀扶，不要在山顶躺下休息。很多伤员、体弱的战士、女战士咬紧牙关，在战友帮扶下前进。不少战士因为缺氧、寒冷、体力透支，永远留在雪山上。翻越夹金山，是红军在自然天险面前的一次严峻考验。它标志着长征进入高原雪山阶段，作战环境从山地河谷，转向高寒无人区域，之后还有更多雪山等待翻越。1935年6月12日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过夹金山，在懋功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。

第55问：懋功会师的经过，会师初期的有利局面与潜藏分歧

1935年6月12日，中央红军（一方面军）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，在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相遇，两支红军主力实现懋功会师。6月14日，中央领导抵达达维，举行会师联欢大会。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发展多年，兵力雄厚，装备、物资储备比长途转战的中央红军充足很多。会师之初，全军士气高涨，两支红军会合，革命力量得到壮大，大家都对开辟新根据地充满期待。但是，会师之后很快出现战略分歧。党中央主张向北发展，北上川陕甘，靠近抗日前线，建立新的根据地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；张国焘则认为川西北高原人口稀少、粮食匮乏，不适合长期立足，主张向西或者向南，向川西、西康方向发展。两种战略方向完全不同。张国焘还存在个人权力想法，看到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苦战，兵力损耗很大，提出改组中央和红军指挥机构的要求。懋功会师本身是重大胜利，两大主力汇合，原本可以形成更强的作战力量。然而战略路线之争、组织上的分歧，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长征最复杂的矛盾。两河口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分歧而召开，统一北上的战略方针。懋功会师是长征的关键节点，既有会师的喜悦，也埋下了北上与南下路线斗争的伏笔。

第56问：两河口会议的核心议题，北上方针是如何确立的

1935年6月26日，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，专门讨论两大主力会师之后的战略方向。会上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人阐述北上川陕甘的理由：川陕甘地区人口较多、粮食充足，群众基础好，靠近华北，便于响应全国抗日形势，能够摆脱闭塞贫瘠的川西北高原。川西北雪山草地纵横，地广人稀，粮食产量极低，数万大军长期驻扎根本无法生存。张国焘坚持南下，认为北上会遇到强大的川军、胡宗南部队，风险太高。经过充分讨论，会议最终形成决议，正式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总方针，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，首先夺取松潘，打开北上通道。会议同时强调，两大红军主力要统一指挥、团结行动，由中央军委统一调度。两河口会议从战略层面否定了南下、西进的方案，确立北上路线，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局会议。但是张国焘内心并不认同这个决议，会后不断拖延行动，借口部队需要休整，迟迟不安排四方面军主力北上，还继续提出人事安排要求。这次会议定下的北上方向，成为之后和张国焘南下路线斗争的根本依据。如果当时采纳南下方案，红军会进入更加偏僻的西康地区，发展空间狭小，远离抗日主战场，不利于革命发展。

第57问：松潘战役计划的内容、未能实施的主要原因

两河口会议之后，中央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，计划集中红一、四方面军主力，攻打松潘县城，击溃胡宗南的守军，打通北上川陕甘的道路。松潘是川西北交通枢纽，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抢先进驻松潘，依托碉堡工事防守，堵住红军北上通道。按照计划，红军分多路向松潘开进，协同包围、歼灭胡宗南部，占领松潘，打开通往甘南的出口。但是松潘战役最终没能按计划实施。首要原因是张国焘消极拖延，迟迟不肯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，多次找理由推迟部队行动，贻误战机。在红军等待集结的这段时间，胡宗南不断增兵，加固松潘周边碉堡防线，敌军防御越来越稳固。其次，松潘一带地形复杂，山高路险，粮食稀缺，大部队集中在此，后勤补给压力极大。另外，张国焘持续向中央提出更高的权力诉求，要求提拔四方面军干部，分散了指挥精力，耽误了作战准备。等到敌军部署完成，红军再去强攻松潘，已经失去突袭的有利条件，硬打会付出巨大伤亡。中央军委权衡利弊，只能取消松潘战役计划。松潘战役计划落空，意味着原定从松潘直接北上的通道被封锁，红军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艰难道路：穿越茫茫草地，迂回向甘南前进。这就直接引出了过草地的艰苦征程，也让北上、南下的路线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
第58问：沙窝会议的召开目的，如何坚持北上路线、维护团结

1935年8月，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召开会议，此时松潘战役已经放弃，红军准备分左右两路北上。这次会议的核心目的，再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川陕甘方针，抵制张国焘的南下主张，同时维护一、四方面军的团结。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，明确指出川西北不宜建立根据地，向南、向西发展都没有出路，只有北上甘南才有发展空间。会议强调，一、四方面军的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关键，要对部队加强思想教育，消除隔阂。同时，会议做了人事安排，适当吸纳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，兼顾团结，但是坚持中央的领导权不能动摇。会议决定把红军分为左路军、右路军，同步北上：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、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、三十军组成，由中央直接带领；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九军、三十一军、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、九军团组成，由张国焘、朱德、刘伯承率领。沙窝会议在复杂的分歧面前，以团结为前提，守住北上的战略底线。张国焘表面同意会议决议，内心依旧坚持南下想法，带领左路军开到阿坝之后，就停止前进，拒绝向甘南开进，还电令右路军南下。沙窝会议之后，左右两路分别出发，踏上穿越草地的行程。

第59问：毛儿盖会议的决议，分兵北上的安排与风险预判

1935年8月20日，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，紧跟沙窝会议的部署，进一步细化北上行动方案。会议分析了敌情，胡宗南主力集中在松潘一线，甘南敌军兵力相对薄弱，适合红军进入。会议明确，右路军率先穿越草地，到达巴西、班佑地区，打开甘南通道，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。会议预判了过草地的巨大风险：草地是沼泽荒原，没有村庄、缺少粮食，气候恶劣，容易陷进泥潭，人员非战斗减员会非常严重，要求各部队做好物资准备、组织救助小组，收容体弱、伤病人员。会议再次批判南下路线，指出南下会进入敌军重兵区域，等于把红军困在狭小的康藏边缘地带，前途暗淡。毛儿盖会议之后，右路军在徐向前、陈昌浩指挥下，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随同，开始向草地进发。这次会议是落实北上计划的关键一步，把抽象的战略方针变成具体行军安排。但风险预判也变成残酷现实，草地行军的艰难程度远超预想。同时，张国焘的动摇没有停止，左路军迟迟不肯跟进，为后来巴西会议、被迫单独北上埋下隐患。

第60问：红军穿越松潘草地的自然环境、后勤困难与牺牲

松潘草地也就是若尔盖草原沼泽地带，海拔3500米以上，一望无际，沼泽密布，草甸下面是黑色淤泥，人踩上去很容易下陷，一旦陷进去很难施救。天气变化极快，白天烈日暴晒，傍晚狂风暴雨，夜里温度降到零度以下，经常下冰雹。这里没有人家，没有粮食，只有少量野菜。右路军进入草地前，每人只能分到很少的青稞炒面，很多人分到的粮食只够吃两三天。粮食吃完之后，战士只能挖野菜、煮皮带充饥，很多野菜有毒，不少人误食中毒。没有干净饮用水，只能喝浑浊的沼泽积水，很多人患上痢疾、肠胃病。没有帐篷，夜晚只能挤在草地上露宿，很多战士冻僵牺牲。行军没有固定道路，只能依靠向导辨认草甸硬路，一旦走错就陷入沼泽。伤员、体弱的战士很难坚持，很多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。部队设立收容队，搀扶掉队人员，互相帮扶。草地行军，没有枪炮声，却是长征里最残酷的考验之一，大量战士不是战死沙场，而是被饥饿、寒冷、沼泽夺去生命。经过数日艰难跋涉，右路军终于走出草地，抵达巴西、班佑，等待左路军会合。但是等来的不是左路军，而是张国焘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的电报。

第61问：巴西会议爆发的危机，中央为何决定单独北上

1935年9月上旬，右路军已经走出草地，在巴西、班佑一带休整，等待左路军。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，拒不执行北上命令，反复致电中央，要求右路军全部南下，去攻打天全、芦山。当时陈昌浩是右路军的政委，受张国焘影响，一度倾向执行南下命令。形势瞬间变得极其危险：如果跟着南下，就等于放弃北上方针，落入张国焘的路线；如果僵持，两支红军内部很可能发生冲突。党中央在巴西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，也就是巴西会议。会议判断，说服张国焘北上已经没有希望，继续停留在此，中央和一方面军主力会被裹挟南下。为了保住北上战略方针，保存革命骨干，中央果断决定：不通知四方面军部队，连夜率领红一、三军团，以及军委纵队单独北上。这个决定是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，目的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向，避免整个红军被带入错误的南下路线。当晚，中央带领部队悄悄出发，向俄界前进。徐向前得知消息之后，说出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”，制止了内部冲突，避免了悲剧。巴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惊心动魄的关键时刻，它保住了北上的火种，也造成一、四方面军暂时分开。之后张国焘在阿坝另立“中央”，公开分裂红军。

第62问：俄界会议的决议，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定性与应对

1935年9月12日，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会议，此时中央已经率领一、三军团单独北上。会议首先通报张国焘拒绝北上、坚持南下、分裂红军的情况，对张国焘的错误作出定性：张国焘的行为是机会主义、军阀主义的分裂行为，违背两河口、沙窝、毛儿盖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。会议通过《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》，指出张国焘过分夸大敌人力量，畏惧北上，想要躲到偏僻地区，同时存在争权的个人主义。但是为了以后争取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，这份决定当时只在中央委员和一方面军干部中传达，没有直接下发到四方面军基层，留着争取挽回的余地。会议同时调整部队编制，把红一、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整编为陕甘支队，彭德怀任司令员，毛泽东任政委，继续北上。会议重新评估敌情，目标改为到靠近苏联边境的甘陕北部建立根据地，和陕北红军取得联系。俄界会议，一方面严肃批判分裂错误，划清路线界限；另一方面保持克制，不把矛盾彻底激化，保留团结的余地。这次会议稳住了单独北上的队伍，统一思想，继续向着陕北前进。

第63问：突破腊子口战斗的地形特点、作战经过与重大意义

腊子口是甘肃南部的隘口，是从甘南进入陕甘的必经通道。隘口极其狭窄，两边是陡峭的石壁，中间只有一条小河，河上一座木桥，敌军在桥头修筑碉堡，机枪火力可以完全封锁桥面，号称“天险腊子口”。1935年9月16日，陕甘支队抵达腊子口。守军是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，依托碉堡死守，正面强攻伤亡会很大。红四团承担主攻任务，正面部队反复佯攻吸引敌人火力，同时挑选突击队，攀爬到悬崖峭壁之上，从敌人侧后方山顶迂回。悬崖上几乎没有路，战士们用绑腿连接成绳索，徒手攀岩，悄悄摸到敌军碉堡后方。第二天拂晓，迂回部队从山顶向下突袭，正面部队同时发起冲锋，敌军腹背受敌，防线迅速崩溃，红军一举拿下腊子口。腊子口一战，是陕甘支队北上途中决定性的一仗。如果打不开腊子口，红军只能退回草地，重新面对饥饿沼泽，陷入绝境。攻下腊子口之后，通道打开，红军进入甘南，摆脱雪山草地的封锁。这场战斗证明红军攻坚、迂回战术的强大，战士们以惊人的勇气完成攀岩奇袭。突破腊子口之后，红军继续向北，很快抵达哈达铺，在这里得到陕北苏区的消息。

第64问：哈达铺会议的关键信息，确定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

1935年9月20日，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哈达铺。哈达铺是一个回民集镇，物资相对充裕，部队得到长征以来难得的休整补给。在这里，战士搜集到国民党的报纸，报纸上面刊登了陕北有红军、有根据地的消息，有刘志丹、徐海东带领的陕北红军，还有鄂豫皖过来的红二十五军，根据地在陕北保安、瓦窑堡一带。在此之前，中央只是计划到甘陕北部找地方落脚，不知道陕北已经存在稳固的苏区。中央立刻召开会议，也就是哈达铺会议，研究新的落脚点。大家一致认为，陕北苏区是现成的根据地，有红军、有群众基础，适合作为长征的终点。会议正式决定，向陕北前进，把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。同时部队再次整编，统一为陕甘支队，明确目标：去陕北，和陕北红军会合。这个决定改变了之前去靠近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设想，找到了明确的归宿。哈达铺被称为长征路上的“加油站”，这次决策意义重大，结束了长久以来寻找落脚点的迷茫。从两河口计划北上川陕甘，到俄界计划去甘北，再到哈达铺确定落脚陕北，是一步步根据情报、敌情调整出来的最优选择。

第65问：榜罗镇会议的内容，进一步确认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

1935年9月27日，中央政治局在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。哈达铺得到陕北苏区的消息之后，中央在榜罗镇结合更多报刊情报，再次仔细研判形势。会议确认：陕北苏区规模可观，有正规红军，有游击区，敌军力量相对薄弱；同时陕北靠近华北，便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，能够把国内革命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。会议正式决定，把陕北作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革命大本营，不再寻找其他新的根据地。会议向全军干部传达这个决定，动员部队继续向陕北挺进，翻越六盘山。榜罗镇会议最终敲定长征的落脚点，标志着战略转移目标尘埃落定。从离开中央苏区开始，红军一路转战，不断调整计划，从湘西、川黔边、川陕甘、甘北，直到榜罗镇，确定扎根陕北。这个决策不是预先规划好的，是一路根据敌情、地形、根据地情报，实事求是调整出来的。会后，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，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

第66问：翻越六盘山的经过，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的时代背景

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，海拔2900多米，位于宁夏、甘肃交界。1935年10月，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发，向吴起镇前进，必须翻越六盘山。六盘山山路曲折盘旋，一共六重弯道，故此得名。当时部队已经十分疲惫，粮食不多，但是大家知道翻过六盘山，就快要到达陕北根据地，士气高涨。山上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和骑兵部队袭扰，红军一边警戒一边登山，快速通过山脊。翻越六盘山之后，视野开阔，已经进入陕北高原范围。毛泽东登上六盘山，有感于长征即将迎来胜利，写下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：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”词里的“苍龙”指代国民党反动派。六盘山是一座标志性的界山，翻过它，就走完了雪山草地阶段，进入陕北苏区的外围区域。翻越六盘山之后，红军击溃尾随的敌骑兵，继续向吴起镇行进。六盘山的胜利翻越，是中央红军长征临近终点的标志性事件，这首词也成为长征诗词里的经典名篇。

第67问：吴起镇战斗的作战对象、战果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吴起镇

1935年10月19日，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，这里是陕北苏区的边缘。但是国民党的骑兵部队一直尾随追击，骑兵机动速度快，如果放任骑兵跟进，会冲进苏区骚扰群众，威胁刚刚落脚的红军。中央决定，在吴起镇外围打一场伏击战，打掉这支追兵。10月21日，吴起镇战斗打响，红军依托山地地形，分多路设伏，诱敌骑兵进入伏击圈。红军集中火力打击骑兵，骑兵目标大、冲锋路线固定，被分割包围。此战击溃敌军4个骑兵团，缴获大量马匹、枪械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骑兵的气焰，让敌军不敢轻易尾随进入陕北苏区。吴起镇战斗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仗。打完这一仗，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休整，和陕北地方党组织、游击队接上联系。10月22日，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，正式宣告：中央红军（红一方面军）长征胜利结束。从1934年10月于都出发，到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，历时一年，行程二万五千里。吴起镇是长征胜利的落脚点，红军在这里结束战略转移，开启在陕北新的斗争，准备和红十五军团会合。

第68问：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时间、路线，为什么被称为“先锋长征”

红二十五军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一支长征部队，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，单独向西转移。红二十五军出发的时候，人数只有两千九百多人，装备薄弱，但是战斗力很强。他们的长征路线：从鄂豫皖进入豫南、豫西，再进入陕南，创建鄂豫陕游击根据地；之后继续向西，翻越秦岭，进入甘肃，最后在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永坪镇，和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会师，合编为红十五军团。红二十五军是四支长征队伍里第一个到达陕北的，比中央红军早一个多月，所以被称作“长征先锋”。红二十五军长征有几个特点：没有后方补给，长期独立作战，边走边建立游击区；部队里有很多少年战士，少年营是一大特色；行军过程中不断粉碎敌军的围剿，自身兵力不但没有大量减员，还有扩充。红二十五军一路转战，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队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。他们到达陕北之后，巩固了陕北根据地，为后来迎接中央红军落脚打下基础。红二十五军的长征，是独立完成的战略转移，是长征史诗重要组成部分，很多人容易忽略这支先锋部队的巨大贡献。

第69问：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历程，百丈关战役的失利与教训

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和右路军里面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之后，在1935年10月另立“中央”，坚持南下路线，提出要打到天全、芦山，在川西建立根据地。南下初期，红四方面军取得一些小规模战斗胜利，占领天全、芦山一带，但是很快陷入困境。1935年11月，爆发百丈关战役，这是南下最关键的一战。国民党调集重兵，在百丈关构筑防线，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强攻，和敌军展开七天七夜的血战。敌军有飞机、火炮支援，碉堡密集，红军反复冲锋，伤亡巨大，最后被迫撤出战斗。百丈关战役失利，证明南下路线走不通：川西人口少、粮食有限，敌军重兵集结，红军没有办法长期立足。南下之后，四方面军长期在雪山、峡谷之间辗转，多次翻越雪山，粮食匮乏，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。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慢慢意识到张国焘南下路线是错误的，要求北上、和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。加上共产国际的指示传来，要求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，张国焘才被迫取消分裂出来的机构，同意北上。百丈关的失败，用血的教训证明，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才是正确的，南下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线。

第70问：红二、六军团（红二方面军）长征的起点、转战路线

红二、六军团，后来合编为红二方面军，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。根据地在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贵州交界，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，根据地难以坚持，军委分会决定突围转移。他们的路线非常曲折：先向湘中挺进，调动敌军；之后转向贵州，在乌蒙山一带回旋机动，开展乌蒙山回旋战，牵着几十万敌军来回打转，跳出包围圈；之后进入云南，抢渡金沙江，翻越大雪山，在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。1936年7月，红二、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正式编成红二方面军，贺龙任总指挥，任弼时为政委。在甘孜，二方面军领导坚持团结，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，和四方面军一起向甘南前进。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特点是机动灵活，乌蒙山回旋战是经典战例，在狭小区域内来回穿插，摆脱重兵围剿。红二方面军出发时一万七千多人，保存下来的骨干比较多，是长征中损失相对较小的主力红军。1936年10月，红二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、静宁地区，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，标志长征全部结束。

第71问：乌蒙山回旋战的战术特点，为什么被称作长征的经典机动战

乌蒙山位于云贵交界，山高谷深，道路稀少。1936年2月到3月，红二、六军团进入乌蒙山，国民党调集十万大军四面合围，想要把红军消灭在山区。贺龙、任弼时指挥部队，在乌蒙山里面来回回旋，这就是乌蒙山回旋战。红军没有向外硬冲包围圈，而是在敌军合围的缝隙之间反复折返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。敌军始终判断不出红军的突围方向，被红军牵着来回行军，疲惫不堪，包围圈越拉越松散。红军抓住敌军间隙，突然从敌人结合部跳出乌蒙山，进入云南。乌蒙山回旋战和四渡赤水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在重兵包围圈内，依靠山地地形，用虚实不定的机动迷惑敌人，不硬拼，寻找空隙突围。整个过程历时一个多月，在狭窄的山区里面周旋，随时有被分割歼灭的风险，非常考验指挥员的应变能力和部队连续行军能力。乌蒙山回旋战保住了红二、六军团的主力，以很小的代价跳出敌军围剿，是红二方面军长征最精彩的篇章。它体现贺龙娴熟的指挥艺术，证明运动战在西南山区同样可以发挥巨大威力。

第72问：甘孜会师的经过，二方面军如何推动张国焘共同北上

1936年6月底到7月初，红二、六军团到达甘孜，和红四方面军会师，也就是甘孜会师。此时张国焘已经在百丈关失利之后，被迫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，但是对于北上依旧犹豫。红二方面军领导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等人，坚定执行中央北上方针，坚持原则，耐心做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工作，团结广大四方面军战士。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经过南下的艰难苦战，已经认识到南下没有前途，普遍希望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。在二方面军的推动、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多重作用下，张国焘最终同意，二、四方面军共同北上，向甘南进军。7月5日，红二、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，正式组建红二方面军。甘孜会师，是团结的胜利，避免了继续分裂。如果二方面军不坚持北上，四方面军有可能继续滞留在西康高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甘孜会师之后，二、四方面军分几路北上，穿越草地，向着甘肃南部前进，奔赴会宁，准备和一方面军会师。

第73问：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间、地点，会宁会师的历史意义

1936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（中央红军）、红二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，在甘肃会宁、静宁将台堡一带胜利会师。10月9日，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，和一方面军部队会合；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和一方面军会师。三大主力会师，标志着历时两年的长征，全部胜利结束。各路红军出发时间、出发地点不一样，转战路线各不相同，最后在西北黄土高原汇合在一起。会宁会师不是偶然，是坚持北上路线、反对分裂、各路红军艰苦奋斗的结果。会师之后，红军力量重新集中，形成统一的整体。长征的胜利，保存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骨干力量，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，靠近抗日前线，为接下来的西安事变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。会宁会师，是长征胜利的终点，也是全民族抗战新的起点。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，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，两年时间，数支红军跨越十几个省，完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战略远征。

第74问：什么是长征“四路红军”，四路红军各自的起止时间

我们常说的长征四路红军，分别是红一方面军（中央红军）、红二方面军（原红二、六军团）、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十五军。红一方面军，193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出发，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，行程二万五千里。红二十五军，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，1935年9月到达陕北永坪镇，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。红四方面军，1935年3月从川陕根据地的嘉陵江出发，开始长征，1936年10月在会宁和一方面军会师。红二方面军（红二、六军团），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，1936年10月在将台堡会师。四路红军长征，路线不一样，里程不一样，遭遇的困难各不相同。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，红二方面军约二万里，红四方面军因为南下折返、多次翻越雪山，行军里程更长，红二十五军长征约一万里。四路红军相互配合，各自牵制大量国民党兵力，共同构成长征的完整画卷。很多人只知道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忽略另外三支队伍，四路红军共同的奋斗，才构成完整的长征史诗。

第75问：长征里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在长征途中的执行作用

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在井冈山时期就逐步形成，长征途中严格贯彻执行，是红军区别于其他旧军队的根本标志。三大纪律：一切行动听指挥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；一切缴获要归公。八项注意：说话和气；买卖公平；借东西要还；损坏东西要赔；不打人骂人；不损坏庄稼；不调戏妇女；不虐待俘虏。长征路上，红军经过汉、彝、藏、回等多个民族聚居区，群众不了解红军，加上国民党的造谣抹黑，群众很多时候躲避进山。红军严格遵守纪律，不抢粮食、不砸房屋、公平买卖，尊重少数民族习俗。过彝区、回民区的时候，纪律帮助红军赢得群众信任，彝海结盟、回民群众主动提供粮食向导，都离不开纪律的支撑。行军途中，哪怕饥饿缺粮，也不随意采摘群众庄稼，实在需要粮食，留下银元、字条。对待俘虏，不打骂、不虐待，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，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入伍。严酷的长征环境，物资极度匮乏，更考验纪律。正是依靠铁的纪律，红军走到哪里，都能慢慢打消群众疑虑，获得支持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既是军队的行为准则，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，为长征胜利提供了群众基础。

第76问：长征中的战地宣传工作，宣传队的组织形式与作用

红军每一支军团、师、团都设有宣传队，长征全程，战地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宣传队大多由年轻战士、识字的青年组成，携带粉笔、笔墨、石灰、标语模板。行军路上，在石壁、门板、土墙上书写标语，内容包括“打倒蒋介石”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”“北上抗日”“民族团结”等。部队休息的时候，宣传队站在路边，唱歌、说快板、讲故事，鼓舞行军疲惫的战士。战斗前后，宣传队对敌军喊话，开展火线喊话，瓦解敌军士气。到达新区，宣传队向群众宣讲红军主张，解释民族政策，发动群众，招募新兵。长征途中，电台、报纸很难传递，标语、口头宣传、文艺节目就是最主要的传播手段。宣传队本身也要行军打仗，很多宣传队员同时拿枪战斗，牺牲比例很高。随着长征推进，宣传重点逐步变化：前期侧重土地革命、打倒军阀；后期逐步突出北上抗日，把长征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。战地宣传，统一内部思想，动员群众，分化敌人，是看不见的战线。很多群众就是看到墙上标语，才第一次了解红军，愿意给红军当向导、送粮食。

第77问：长征中的担架队、民工运输队，他们的贡献与牺牲

长征出发的时候，中央红军组建了庞大的运输、担架队伍，很多是苏区自愿参加的民工，还有担架队员。担架队主要负责转运伤员，战斗之后，伤员不能丢下，担架队员抬着伤员翻山越岭。民工运输队负责搬运电台、药品、弹药、印刷器材、银元物资。这些民工大多是苏区普通农民，没有军装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跟着红军长途行军。长征路上，他们和战士一样承受饥饿、寒冷、敌机轰炸、敌军追击。湘江战役的时候，大量担架队员、民夫在激战中牺牲、失散。很多民工原本以为只是短期支援，没想到一路跟着转战千里。很多担架队员，伤员在哪里，他们就在哪里，有的伤员牺牲，他们就地掩埋；有的伤员重伤走不动，他们轮流搀扶。过雪山草地的时候，担架更加难行，沼泽、陡坡上抬担架风险极高。不少民工掉队、牺牲，他们不是红军指战员，却同样为长征付出生命。长期以来，担架队员、民夫的故事常常被忽略，他们是长征胜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正是无数普通群众的支援，红军才能带着伤员、物资，走完漫长的远征。

第78问：长征中的妇女队伍，妇女独立团、随军女战士的艰苦斗争

长征中有不少女战士，一部分编入妇女独立团，一部分分散在总医院、宣传队、机要部门、地方工作部。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团，是成建制的女子武装，她们一样站岗、放哨、抬担架、运输物资，必要时拿起武器作战。中央红军出发时，有三十多位女同志随队长征，包括蔡畅、邓颖超、康克清等人。女战士面临比男战士更多的困难：生理期、伤病、怀孕、分娩，在没有医疗条件的雪山草地，风险极大。有的女战士在行军途中生下孩子，条件艰苦，没办法携带婴儿，只能忍痛托付给当地老乡。她们和男战士一样翻雪山、过草地，挖野菜、忍饥挨饿，还要照顾伤员、缝补绷带、看护病号。很多女战士牺牲在路上，有的被俘之后坚贞不屈。她们既是革命战士，也是母亲、妻子，用惊人毅力走完长征。她们做的工作繁杂，机要、护理、宣传、群众工作，很多是支撑部队运转的关键岗位。长征中的女战士，是长征画卷里动人的篇章，展现了女性革命者顽强不屈的意志。

第79问：长征中的伤病员安置政策，就地安置、寄养的方式和困境

长征是持续流动的行军，没有固定后方医院，大量伤员、病号的安置是巨大难题。红军总的原则：优先随队转移重伤员，轻伤员跟着部队行军；实在无法随军行动的，就地安置、寄养在可靠群众家里。安置的时候，会留下银元、药品、字条，拜托老乡照顾伤员，约定以后革命胜利再来接。但是这个办法风险极高，国民党和地方民团会搜捕掉队伤员，很多寄养的伤员遭到迫害。过雪山草地的时候，几乎没有办法安置伤员，只能依靠收容队搀扶，能走就走，很多伤员坚持不住牺牲。战斗之后，紧急救护由随军卫生员、医院负责，药品极度稀缺，碘酒、纱布很少，很多伤口只能用盐水清洗，感染之后很难救治。为了不拖累部队，有的重伤员主动要求留下，不愿意拖累战友。很多伤员和寄养的红军战士，在群众冒着风险掩护下活了下来，隐藏在当地，有的后来继续参加游击斗争。伤病员安置，是长征路上残酷而无奈的选择，每一次安置，都是生死离别。红军尽力保护伤员，但是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环境下，很多伤员没能等到革命胜利。

第80问：什么是红军的收容队，收容队的任务与牺牲

各军团、师、团都组建收容队，是长征里面专门负责收拢掉队人员的组织。收容队一般由骨干战士、卫生员组成，走在本部队队伍的最后面。他们的任务：寻找掉队、走不动的战士、伤员，搀扶、鼓励，给一点干粮，帮助赶上大部队；掩埋牺牲战友的遗体；搜集掉队人员丢弃的可用物资；警戒后方，防止敌军便衣、民团偷袭掉队人员。收容队是最辛苦、最危险的岗位，大部队往前走，收容队落在后面，随时会遭遇追兵。很多时候收容队收容完伤员，和主力拉开很远距离，容易被敌人切断。过草地、翻雪山的时候，大量战士因为饥饿、寒冷掉队，收容队来回奔走，经常在暴风雪里寻找战友。很多收容队员，为了搀扶掉队战友，自己体力耗尽，牺牲在路上。收容队没有机会在前线冲锋立功，但是他们守住队伍的尾巴，尽可能减少减员，不让战友孤零零留在荒野。一支队伍能不能维持建制，收容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长征能够保存下来一批骨干，收容队默默付出了巨大牺牲。

第81问：长征中的无线电通信，电台的作用与机要人员的风险

电台是红军长征最重要的远程通信工具，军委、各主力军团都配有无线电台，还有专门的机要科、报务员。电台体积大、电池稀缺，需要专人背负，发电机、电池是重点保护物资。电台主要用来接收中央命令、发送战报、侦查敌军无线电信号，破译敌方电报。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调动部队、联络各地苏区，都依靠电台通信。机要人员负责译电，密码本是最高机密，一旦被俘，必须销毁密码，很多机要人员随身携带毒药，防止密码泄露。行军的时候，电台分队要跟上主力，敌机轰炸、战斗的时候，优先保护电台。电池消耗很快，长征路上很难补充，很多时候只能间断开机，节约电量。报务员常常在夜间、风雨里工作，耳机紧贴耳朵，在嘈杂环境里抄收电报。很多电台人员牺牲，或者因为电池耗尽，电台被迫埋掉。没有无线电通信，相隔很远的各路红军就无法协同，中央无法及时掌握敌情、下达命令。无线电侦察还能破译国民党电报，提前掌握敌军调动计划，四渡赤水、佯攻贵阳，很多情报都来自无线电侦听。电台是红军看不见的神经。

第82问：长征中的红军学校，干部团的组成与使命

长征出发前，红军大学、步兵学校、特科学校合并，组成军委干部团，陈赓任团长，宋任穷任政委。干部团成员，一部分是军校学员，一部分是有战斗经验的基层指挥员，还有炮兵、工兵、侦察、通信专业人才。干部团既是学校，又是战斗部队，一边行军一边学习，随时投入作战。干部团承担特殊任务：紧急攻坚、抢占要点、保卫中央机关，巧渡金沙江时，就是干部团奔袭皎平渡。同时，干部团继续培训干部，利用行军间隙上课，学习战术、侦查、政治理论。长征持续减员，基层指挥员不断损耗，干部团就是储备干部的基地，战斗之后，随时抽调学员补充到各个军团担任指挥员。干部团战士文化水平相对更高，理解战术更快，攻坚能力强。在土城、皎平渡、通安州等战斗，干部团都起到关键作用。到陕北之后，干部团一部分学员分配到部队，一部分恢复红军学校。在极端艰苦的长征途中，红军没有放弃培养干部，保留军事教学骨干，体现长远眼光，为后续抗战储备指挥人才。

第83问：什么是“北上抗日”口号，长征途中如何逐步突出这个口号

“北上抗日”的口号，不是长征一开始就作为核心口号。长征初期，主要口号是突破封锁、开辟新苏区；到遵义会议之后，随着民族危机加重，日本不断蚕食华北，党中央逐步把抗日主张融入长征战略。进入川西北、甘南之后，“北上抗日”成为最响亮的政治口号。这个口号的内涵：红军向北进军，不只是为了跳出围剿，更是为了靠近华北抗日前线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这个口号有巨大政治作用，对内统一思想，让战士明白远征不只是生存转移，还有民族救亡的目标；对外宣传，争取全国民众、地方实力派的同情，分化国民党内部，很多爱国官兵不愿意打内战、愿意抗日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宣传北上抗日，也更容易获得理解。张国焘南下路线，一个重大缺陷就是脱离抗日方向，往偏僻的西康走，远离抗日前线。“北上抗日”把红军的军事转移和全民族救亡结合起来，让长征拥有超越单纯军事突围的政治意义，长征不再只是内战中的战略转移，同时是走向抗日前线的进军。

第84问：长征中对俘虏兵的政策，“俘虏兵”参加红军的情况

红军坚持优待俘虏政策，也就是不杀俘虏、不打骂俘虏，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，愿意参军的欢迎加入红军。长征持续作战，兵员不断消耗，很多新鲜补充来自俘虏兵。国民党士兵很多是抓壮丁来的，本身贫苦，被俘虏之后，经过教育，明白红军的主张，自愿参加红军，被称为“解放战士”。比如遵义战役、吴起镇战斗，俘虏里不少人加入红军。俘虏兵加入之后，编入连队，和老战士一样对待，开展思想教育，讲解土地革命、抗日道理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俘虏害怕红军，拿到路费之后选择回家。优待俘虏政策，和国民党军队屠杀俘虏形成鲜明对比，极大动摇敌军军心。很多国民党士兵，战前就知道红军不杀俘虏，战斗时抵抗意愿下降，有的直接放下武器。长征路上，环境艰苦，新兵补充渠道很少，俘虏兵是重要的兵员来源，很多解放战士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基层指挥员。优待俘虏，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，也是红军能够不断补充力量的法宝。

第85问：长征中的货币、银元使用，红军银票如何流通

在中央苏区，红军有自己的苏维埃纸币，长征出发时携带一批银元、苏区纸币、铸币设备。离开苏区之后，苏区纸币在白区无法流通，银元成为硬通货。红军购买粮食、牛羊、物品，优先用银元支付，严格执行公平买卖。在短暂占领的城镇，比如遵义、哈达铺，曾经短暂使用苏维埃纸币，设立兑换点，群众可以用银元兑换纸币，或者把纸币换回银元。一旦部队转移，纸币就无法继续使用，所以红军尽量在停留期间完成兑换，不让群众蒙受损失。很多时候，在偏僻村寨，没有银元，就留下字条，写明借了多少粮食，承诺革命胜利之后偿还。银元是长征最重要的物资，由军委统一管理，重点用来购买粮食、药品、支付向导报酬、安置伤员。携带铸币机器，在湘江战役之后，因为辎重拖累，被迫抛弃。银元储备，是红军在白区生存的经济保障，没有银元，很难在沿途买到补给。红军严格管控银元，禁止私自挪用，保障集体使用。

第86问：长征中的向导，向导的来源、作用与风险

每到陌生区域，红军必须寻找当地向导，向导是行军必不可少的角色。向导来源：地下党员、可靠的贫苦农民、少数民族群众、集市商贩，少数是争取过来的地方乡保人员。向导熟悉本地小路、渡口、水源、沼泽、隘口，能够避开敌军据点，很多地图根本没有详细小路，全靠向导带路。强渡大渡河、过彝区、穿越草地、乌蒙山回旋，都离不开向导。向导很多是自愿支援，也有付给银元报酬的。向导面临巨大风险：给红军带路，一旦被国民党、民团抓到，会遭到残酷报复。很多向导送完一段路程，悄悄返回，有的向导一路跟着走很远，甚至直接参加红军。过草地的向导，是藏族牧民，熟悉沼泽分布，是红军走出草地的关键。红军尊重向导，听取向导意见，不强迫向导带路。向导是连接红军和当地地理、民情的桥梁，很多经典的机动路线，都是向导提供的信息。长征的胜利，离不开千千万万冒着风险带路的普通群众。

第87问：长征中的情报侦查工作，侦察连的任务、侦查手段

每个主力部队都设有侦察连，侦察兵是部队的“眼睛”。侦察手段包括：便衣侦查，换上老百姓衣服，潜入集镇、敌军据点附近，打探敌军兵力、碉堡位置、行军方向；抓捕俘虏审讯，获取情报；无线电侦听，破译敌军电报；观察敌军行军烟尘、炊烟、番号标识；寻访向导、群众了解敌情。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飞夺泸定桥，所有作战计划，都建立在侦察情报之上。侦察连经常单独行动，走在全军最前面，侦查道路、渡口、水源，同时警戒。战斗前，侦察兵摸清敌军布防；转移的时候，侦察兵寻找突围路线。侦察任务危险极高，经常深入敌占区，一旦暴露就会被俘。很多侦察兵武艺强、熟悉地形，善于伪装。情报准确，才能做到避实击虚；情报出错，就会像土城战役那样，出现误判敌情。长征的运动战，高度依赖侦查，没有可靠侦查，声东击西、调动敌人的战术就无法实施。

第88问：什么是“游击战争”，长征途中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区别

游击战，是以小股部队分散袭扰、伏击、破袭，不追求大的歼灭战，主要目的是牵制、消耗敌人，保存自己，适合根据地斗争。运动战，是集中主力，在较大范围内机动，寻找有利时机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，打完迅速转移。长征前期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，以突围为主；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，四渡赤水、遵义战役、巧渡金沙江都是典型运动战。长征途中，也会同时配合游击战：派出小部队游击、佯动，牵制敌军，掩护主力机动。二者核心区别：游击战兵力分散，目标是袭扰牵制；运动战兵力集中，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。游击战适合力量弱小、没有稳定根据地的时候；运动战需要有可以机动的空间，能够集中主力。长征路上，红军主力以运动战为主，同时派出游击分队配合，二者相辅相成。很多人容易混淆，长征不是游击战，主力红军的战略机动作战，属于运动战，沿途留下的地方游击队才开展游击战。

第89问：长征中的地方游击队，留在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

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，留下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，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，也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。项英、陈毅等人领导，留在赣南、闽西、湘赣、闽浙赣等根据地。主力红军走后，国民党调集重兵清剿南方苏区，游击队被分割包围，进入深山密林。他们没有稳定后方，缺衣少食，常年在山林隐蔽，和外界联系极少。三年游击战争，从1934年一直坚持到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。南方游击队牵制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，让这些部队不能全部调到北方去追击长征主力，极大减轻了长征红军的压力。陈毅的《梅岭三章》就是在游击险境中写下的。南方游击队，后来改编为新四军，奔赴抗日前线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，是长征的战略配合，是长征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长征是主力向外转移，南方游击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，一内一外，共同支撑南方革命火种。

第90问：什么是战略转移，战略转移和逃跑的本质区别

战略转移，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、原有根据地难以坚持的情况下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主动转移，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，伺机继续斗争。它和单纯逃跑有本质区别。逃跑是没有目标、没有组织、放弃斗争，只顾逃命；战略转移有明确的政治目标、组织体系、作战预案，走和打结合，寻找战机。长征初期，博古、李德的错误指挥，被称为退却逃跑主义，就是因为他们把转移变成单纯赶路，没有主动歼敌计划，被敌人追着打，属于消极退却。遵义会议之后的北上，是真正的战略转移：有战略方向，机动中寻找歼敌机会，调动敌人，最终落脚陕北，开辟新根据地。战略转移的核心要素：保存骨干、保持组织、坚持政治纲领、主动掌握机动节奏。判断是战略转移还是逃跑，看三点：有没有党组织统一领导、有没有作战规划、有没有长远的革命目标。长征，从纠正退却逃跑主义之后，就成为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。

第91问：长征中的政治委员制度，政委的职责与军政分工

红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，团、师、军、方面军都设立政治委员，和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首长。军事主官负责作战、行军、训练、指挥；政委负责政治工作、思想动员、党组织建设、群众工作、纪律监督、干部教育，保证部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。重大作战、行动，军政主官共同商议。长征途中，政委的作用尤其关键：部队疲惫、伤亡大的时候，政委做思想动员，稳定士气；监督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做好民族工作；发展党员，巩固连队党组织；和军事指挥员一起判断形势，决定行动。比如红四团飞夺泸定桥，团长、政委共同指挥。政委制度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也就是“党指挥枪”。哪怕行军艰苦、战斗残酷，连队党支部始终在发挥作用。很多时候军事指挥员负伤牺牲，政委接过指挥权，继续带领部队战斗。政治委员制度，是红军区别于旧军队的根本制度之一，是长征中部队不散、斗志不垮的组织保障。

第92问：长征中的连队党支部，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作用

“支部建在连上”，是三湾改编确立的制度，每个连队建立党支部，班排设立党小组。长征路上，连队党支部是最基层的战斗堡垒。党支部的任务：发展党员，团结战士，战前动员，战后总结，收容伤员，做思想工作，党员冲锋在前。每一次战斗，党员带头突击；行军的时候，党员帮扶体弱战友；遇到困难，党支部开会统一思想。哪怕一个连队打得只剩十几个人，只要党支部还在，队伍就不会散。湘江战役很多连队拼光，也是党员带头坚守阵地。过雪山草地，党员把干粮让给其他战士，带头克服困难。支部建在连上，让党的领导直达基层，不是只靠高层命令，每个连队内部都有核心骨干。在持续减员、环境极端恶劣的长征中，这个制度保证部队凝聚力，不会因为巨大伤亡而溃散。很多新兵、俘虏兵，在党支部的教育下，迅速转变思想，成长为革命战士。这项制度，是红军战斗力的根基。

第93问：长征中的军需保障，粮食征集、就地筹粮的原则和办法

长征远离稳固根据地，没有后方补给体系，就地筹粮是部队维持生存最主要的方式。红军定下清晰的筹粮原则：区别对待地主土豪与普通群众，对土豪劣绅的粮食予以没收，同时拿出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百姓；对于普通农户，坚持公平买卖，用银元支付粮款，粮食不足时，留下写明数量、姓名的借条，承诺革命胜利后归还。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时，政策更加严格，严禁随意征粮，全部以货币交易，尊重当地生产习俗与宗教禁忌。各部队专门设立筹粮委员会，由政工干部带队，先调查摸底，分清阶级情况，再开展筹粮工作，避免侵害群众利益。

粮食集中收缴之后统一保管、按人定量分配，倡导节约，优先保障伤员、收容队、机要通信人员。食盐是稀缺物资，缺盐会造成乏力、浮肿，筹粮时会一并寻找盐巴。在川西、草地边缘，主要筹集青稞，青稞炒熟做成炒面，是穿越草地最核心的口粮。筹粮工作伴随巨大风险，筹粮分队时常遭遇民团、敌军巡逻队袭击。同时，人烟稀少的高原、河谷地带粮食产出极低，可供筹集的物资十分有限，这也是过草地时大量战士断粮的重要原因。严格的筹粮纪律，守住了红军的群众底线，即便在饥饿绝境之中，也维持了军民关系，为长征赢得沿途群众的理解与支持。

第94问：长征中的草鞋制作，草鞋对于红军行军的意义

草鞋是长征路上绝大多数战士唯一的鞋子，以稻草、茅草、竹筋、布条编织而成，取材简单，制作便捷。红军行军速度快、路途遥远，翻山、涉水、走碎石路，布鞋很容易磨破，橡胶鞋更是稀缺物资，草鞋成为最适配长途转战的装备。连队里安排会编织的战士，利用休息间隙就地打草鞋，也会发动沿途群众帮忙编织，部队会付给工钱。每名战士随身多带一两双草鞋，随时更换。

草鞋有明显短板：不保暖，雪地、雪山行走时脚极易冻伤；底部单薄，锋利石块、荆棘容易刺穿，长时间行走脚底磨出血泡、溃烂是常态。过雪山草地时，很多战士草鞋磨烂，只能赤脚在冰雪、泥沼里行走，不少人因此冻伤致残。但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，草鞋支撑起了红军的长途机动。打草鞋也是连队一项日常互助活动，战士互相帮忙，老战士教新战士编织。一双草鞋，承载着艰苦行军的记忆，它不只是一件装备，更是红军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精神的缩影。

第95问：长征中的伤员救护，卫生员的工作条件与救治手段

卫生员是长征途中部队的生命守护者，每个连队配卫生员，军团设有后方收容医院。长征没有稳定后方医院，药品、器械极度短缺，绷带、纱布反复清洗消毒多次使用，碘酒、红药水数量极少，消毒大多依靠盐水。战斗结束后，卫生员第一时间赶赴战场抢救伤员，止血、包扎、固定骨折。对于枪弹伤，没有麻醉药，清创、取弹只能硬扛；外伤感染、痢疾、冻伤、高原病是最常见病症，很多伤病没有特效药。

行军路上，卫生员要跟着队伍连续赶路，一边行军一边照看伤员，指导野菜甄别，提醒大家不要误食毒草。夜间宿营时，卫生员巡诊，查看伤员体温、伤口，为冻伤战士揉搓四肢。一旦部队紧急转移，重伤员无法跟随，就要按政策就地安置。卫生员自身同样要面对饥饿、寒冷、敌机轰炸，很多卫生员在抢救伤员时牺牲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攻坚战绩，却在每一次战斗、每一段险路之中，尽可能挽救战士生命，降低非战斗减员，是长征队伍里不可缺少的力量。

第96问：什么是“会师”，红军各路会师的政治与军事价值

红军所说的“会师”，指两支或多支独立转战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合，是长征进程里标志性的事件。长征中重要的会师包括懋功会师、永坪会师、甘孜会师、会宁—将台堡三大主力会师。会师不只是队伍走到一起，更包含人员合编、情报互通、物资互相支援、统一思想、协同作战等多重内容。

从军事层面，会师之后兵力集中，火力、弹药、物资可以互相调剂，能够形成更强的作战力量，改变敌我兵力对比，共同应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。从政治层面，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合，提振全军士气，传递革命火种，推动统一战略方针。但会师也会带来新问题：不同部队的作战习惯、干部配备、思想认知存在差异，懋功会师之后的路线分歧，就体现了会师之后团结统一工作的重要性。所以会师之后，往往紧跟着召开会议，统一战略方向、理顺指挥关系。三大主力会宁会师，标志长征战略转移任务整体完成，分散转战的各路红军汇聚一处，为后续抗日斗争积蓄核心骨干力量。

第97问：长征中的标语、石刻标语，留存标语的历史价值

书写标语是红军战地宣传最核心的方式，颜料多用石灰、炭灰、锅底黑、红土，写在石壁、土墙、门板、桥栏之上。标语内容随阶段变化：前期侧重土地革命、打倒土豪劣绅；遵义会议之后，逐步增加“北上抗日”“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“民族团结”等内容。很多石刻标语是红军战士在行军间隙，一锤一凿刻在坚硬岩石上，不容易被敌人销毁，得以长久留存。

国民党占领红军途经区域之后，大量粉刷、铲毁标语，能够留存至今的十分珍贵。这些标语是一手历史实物，直观反映不同阶段红军的政治主张、口号变化，印证党的民族政策、群众政策。同时，石刻标语也是向沿途群众长期宣传的载体，即便红军离开，群众依旧能看到红军的主张。今天留存于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各地的红军石刻标语，成为长征文化的实物见证，是研究长征宣传工作、群众路线不可替代的史料。

第98问：长征中的“打土豪”，政策边界与主要目的

打土豪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政策，在长征途中，这一政策有严格边界：打击对象是恶霸地主、反动土豪，没收其粮食、牲畜、财物；普通自耕农、小商人、少数民族群众不在打击范围内。打土豪的首要目的，是补充红军急需的粮食、物资，解决行军补给；其次，把没收的财物、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农民，发动群众，让群众了解红军的土地革命主张。

红军有明确纪律，不随意扩大打击范围，严禁把富裕中农、小商贩当成土豪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政策进一步收紧，不轻易开展打土豪，避免触发民族矛盾。打土豪不是单纯的劫取物资，兼具经济和政治双重作用。通过打土豪，穷苦百姓能得到实惠，更容易靠近红军，愿意提供向导、粮食、情报。同时，这也是在白色区域短暂传播土地革命思想的方式。这一政策，服务于长征的生存斗争，也为党在新区开展群众工作打开突破口。

第99问：长征中的骑兵作战，红军对付国民党骑兵的战术

西北高原、六盘山、陕北一带，国民党骑兵机动速度快，适合长途尾随追击，是红军后期北上的主要威胁。骑兵冲击能力强，普通步兵在开阔地带容易被冲散，吴起镇战斗就是一次经典的打骑兵作战。红军摸索出一套克制骑兵的步兵战术：利用山地、沟壑、土坎等地形，构筑阵地，不选择开阔平地和骑兵硬拼；战斗时部队收缩成团，步枪、机枪集中火力，优先射击马和骑手；设置伏击圈，诱敌进入，再突然开火。

连队专门进行打骑兵训练，传授口诀，明确分工：一部分人瞄准骑手，一部分打击战马，同时安排刺刀手，防备冲到面前的敌骑。红军自身缺少马匹，骑兵数量极少，大多依靠步兵对抗骑兵。吴起镇一仗击溃敌四个骑兵团，就是这套战术成功的典范。战胜骑兵，保障了中央红军顺利进入陕北苏区，打消了敌军骑兵持续尾随袭扰的优势。这套步兵打骑兵的经验，后来也在陕北根据地、抗战时期继续沿用。

第100问：长征精神的内涵，长征精神为什么能够代代传承

长征精神，是红军在两年艰苦远征中凝聚形成的精神品格，核心内涵概括为：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，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；为了救国救民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；坚持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；顾全大局、严守纪律、紧密团结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。

长征不是一次简单的行军，是在敌我力量悬殊、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完成的战略远征。无数战士在饥饿、严寒、战火之中坚守信仰，没有被绝境压垮。长征保存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，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道路。长征精神不只是属于战争年代，它跨越时代，体现面对困境时的坚守、团结与担当。它之所以代代传承，是因为它回答了信仰、奋斗、团结的价值命题，为后人面对艰难挑战提供精神力量，也是我们认识长征、读懂红军的精神总纲。